重磅！十位权威专家把脉疫后中国经济走向

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松绑房地产调控政策苗头，重回依赖房地产的老路会断送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

金融增加流动性是疫情之下的应急之策，如何有效传导给实体经济，是金融体系面临的挑战性课题

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实质上是政府治理能力的体现，要把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作为提高治理能力的头等大事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中国经济进行了一次压力测试。当前承压的大大小小市场主体正在快速修复更新中，经济的脉搏是否恢复了强劲的跳动节奏，个体细胞是否充盈，从中枢神经到毛细血管，还有哪些环节需要清淤畅通？密集出台的各项救治措施如何精准到位？新基建是4万亿元的翻版吗？楼市会否卷土重来？各项政策措施如何高效抵达神经末梢，协同发力？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会动摇吗？

《瞭望》新闻周刊邀请多个领域的十位权威专家，把脉疫后中国经济走向。

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还在，不会因为疫情而丧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仅以日用消费品来说，2019年销售额超过40万亿元；物流市场是经济活跃度的指标之一，2019年我国物流市场流转的市值接近300万亿元；再加上进出口总额4.7万亿美元、全国商品房销售额接近16万亿元。这是近400万亿元的大市场，是中国巨大的红利。

从2010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制造业规模超过了美国；从2013年开始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出口超过美国。当前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态势没有变，这是天时。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有1396个县没有发生疫情，占我国全部县比重的46％。这些地方防止输入风险，就可以开足马力恢复生产。区域差异显现出梯度效应，这是我们的地利。

疫后经济危中有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关键问题是怎么抓这个机。疫情发生后，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减压纾困。这对稳定人心、稳定预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要避免政策上过量放水。

水会不会流进楼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科研部副主任王小广认为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松绑房地产调控政策苗头，重回依赖房地产的老路会断送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在他看来，房地产依赖症是一些地方官员懒政的表现，是对当前经济形势错误认识下的错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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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形势不等于趋势。王小广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发展的短期影响较大，可能会对2020年一季度GDP增长产生下拉1个百分点左右的影响，估计二季度将开始迅速恢复。

要高度重视尚未充分暴露的损失和风险。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短期内的信贷风险。近年来住房抵押贷款和基建相关贷款在我国新增贷款中占比超过60％，如果二者双双大幅下降，全社会新增信贷可能面临较大风险。二是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缺口放大的次生伤害风险。比如，一些对抗疫情的优惠政策难以真正落地，项目因为资金问题延迟开工，政府因为缺钱向企业摊派等，会给接下来的经济运行带来新的压力。三是要充分评估新冠病毒在国外快速传播带来的输入性压力及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

从微观来看，疫情进一步显露了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脆弱性。近期一些救助小微企业的政策，如税费减免、五险一金免交或少交等，刘世锦认为在协调完善的基础上，可以考虑转化为长期性政策。

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委会秘书长欧阳俊指出，2月中下旬开始，沿海企业已局部出现“用工荒”。5月份开始，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将迅速增加。7月份，800万左右大学生将加入求职队伍。要防止下半年工作岗位可能出现的减少。

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担心疫情对农民收入造成影响。2019年农民工总量已达2.9亿人，其中有1.7亿人外出务工，包括7500万人跨省务工。2019年的数据显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1％来自打工收入。一个月不外出打工相当于影响农民全年人均收入约4％，两个月就是7％到8％左右。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6％（未考虑物价因素），这意味着，今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要保持去年的幅度，困难很大。

在科学判断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应将经济社会生活正常化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对大部分地区来说，采取风险点管理防范输入性病例是重点。要靠大数据、透明度、专业判断和政府协调机制，点对点管控。要保证抗疫、复工两手都硬。

金融适当放水增加流动性，是疫情之下的应急之策。但放出的水怎样有效传导给实体经济，让实体经济渡难关、复元气，是金融体系面临的挑战性课题。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杨再平认为，犹如都江堰水量足够，但需要充满智慧的干支渠道系统设计将水分流引导去灌溉成都平原万顷良田。这需要金融创新，需要货币信贷政策的传导创新。包括救谁与不救谁以及有效融资需求精准识别创新、政府为系统重要性必救企业信贷投放担保托底创新、围绕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而稳外贸的金融创新等等。

资金资源紧张的状况下，先救谁？如何施救效率更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关键在于用好“以风险为导向”这个基本方法，去动态分析和精准评估风险状态，再动态调整措施。政府需要强化“后台”分析监测能力，打好政策组合拳。

当前为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的困难，财政、金融、社保等都出台了支持政策，应当用好“政策组合”。刘尚希举例，比如除了税费减免，还可以进行财政补贴，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给企业减负；除了财政政策发力，银行适当减轻企业偿还压力，也可以缓解资金链紧张。政策组合不只是财政、货币政策，还应当包括就业、产业、社保等各项政策，形成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政策组合，这样政策合力可以更有力。

王小广认为要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缓解企业经营困难。例如，对许多受疫情冲击较大而处于停业状态的企业来讲，疫情发生期减税意义不大。减税政策主要是在疫情结束后，当其恢复到正常营业状态时，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这些企业税收减免，以弥补前期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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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广认为，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出现长期递减趋势，靠扩大投资的老办法来抵消冲击效果已经不比从前。当前，扩大消费是对冲疫情影响的重要着力点之一。最近几年来，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较高，稳定了消费就是稳定了经济。扩大消费要加强支持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居民消费的时空便利化水平，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2019年中国消费需求占GDP增量比重达到57.8％，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陈文玲预判今年第三产业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所占的比重仍将会在60％左右，消费需求的动力不会减弱。

王小广认为稳投资应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增加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投资、投入，近期尤其要着力加大财政对医疗服务方面的投资、投入。二是大力增加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质量提升方面的投资。特别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应成为我国未来扩大投资的重点。三是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和体制基础，提高企业创新活动的回报率，培育出更多的“华为”。

紧急应对之下，如何提高配置公共资源的效率成为摆在多个政策包面前的深层考问。

例如，弥补财政收支缺口，赤字适当增加不可避免。赤字率提高到多少合适？刘尚希认为，这个问题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个是财政收支缺口究竟会有多大，另一个是调整支出结构力度能有多大。如果通过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就相当于节省出了一部分资金，赤字率上调幅度就可以小一些。

那优化支出结构有多大的空间呢？调整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与政府改革是一体两面，从这个意义上，刘尚希认为改革的紧迫性凸显。

随着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当前一般公共预算就达到20多万亿元的规模。从近年来的资金使用情况审计来看，资金配置还存在不够合理的情况，有的地方钱不够花，有的地方又花不完，资金紧张和浪费、闲置并存。

如何改？刘尚希认为，就是要转变现在钱和事脱节的状况，把钱和事融为一体。两者脱节造成了资金等项目、资金闲置、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现在一些地方在专项债上仍然存在这个问题，有专项债额度，但是缺乏好的项目。

地方项目储备不足反映了中长期规划没有对年度计划形成约束，缺乏对地方年度计划的指导性，出现临时找项目的现象，导致政府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还有理念的问题。从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看，一些地方公共卫生领域存在明显短板，反映了健康中国战略的理念没有真正落地。健康中国战略提出预防为主，把公共卫生建设提高到重要位置，但在实际的投入上，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把治疗放在首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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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认为，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实质上是政府治理能力的体现。当前，我们要把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作为提高治理能力的头等大事，尤其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要精打细算，杜绝广种薄收。

平时要做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疫情以及减税降费需要过紧日子，实际上是给了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一个有利的契机，应该好好抓住这个机会。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也进一步凸显。陈文玲认为，金融要精准施策，靶向支持制造业中在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上的关键环节、龙头企业。此次疫情损失最大的是一些服务业，几个月不营业，员工工资怎么支付，开业的流动资金怎么解决？这些实实在在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金融创新支持。

疫情造成的困难是暂时的，金融要瞄准中国经济稳步发展长远发展的方向，瞄准下一个经济周期的暴发点和关键点，提前布局金融支持方向。

要构建从原来的五大行变成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的金融新供给体系。比如小微企业业务这一块应当交由与之相匹配的小银行。例如，蚂蚁金服、苏宁金融、微众银行等这些金融科技支撑的银行，可以为小微贡献很大力量。应当适当放宽优秀金融科技公司的准入。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我国治理体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暴露出当前应急治理体系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李维安指出，2003年“非典”疫情后，我国着力建设应急管理体制，但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迅速蔓延的情况来看，应急管理体系响应迟缓，在疫情防控举措上显得“力不从心”。公益组织独立性不足，未能有效发挥其社会资源整合优势、应急治理中的资源动员和高效运作能力。应急信息披露机制有待优化。

张斌认为要透过疫情，反思深层次矛盾，推进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改革。一是，进入人均收入1万美元社会以后，经济增长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改善作用会逐渐让位于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改善作用，政府的目标和职能需要及时调整，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过渡。二是，改善公共管理和服务依托于合理的问责机制。完善公共管理和服务离不开合理的问责机制。三是，问责机制需要宽松的舆论环境，某种程度上多一点小噪音可以避免大混乱。

刘世锦认为这次疫情确实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矛盾问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纠错、改革机会。应当把转危为机的重点转到实质性深化结构性改革。比如，疫情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卫生领域供给能力不足，既表现在应急状态，也表现在平时。以后的政府财政投资，重点要去回补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民生领域的欠账。

透过不同地方应对疫情反应速度及策略的差异，张燕生认为，东部地区干部长期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勇于先行先试先做，应对突发性事件的管理和组织的灵活性、自主性和责任心更大。

回头来看这一疫情的发生及变化，张燕生认为对武汉来说是一次实战兵演，也是对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要地的一次考验。春节前，500万人离开武汉。从人流分布来看，经济活力最强的广东、浙江和上海、北京是人际往来密度最高的地方；其次是湖南、江西、河南、安徽，是人际联系最多最紧密的地方；再次是江苏、山东、福建、四川、重庆；最后是台港澳等地。这反映出无论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体系，还是形成高质量现代化实体经济体系，武汉都是不可替代的战略支点。武汉不兴，中部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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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刚教授曾提出“牛肚子理论”：中国大国经济像一头水牛站在水田里，怎么才能使水牛离开泥潭呢？牵牛鼻子（东部沿海开放）不够，牵牛尾巴（西部大开发）还是不够，必须在牛肚子部位找到新体制机制的战略支点，用国际化现代化法治化的杠杆，才能把它撬出来。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中，需要在中部武汉确立这样一个战略支点。下一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重点应放在武汉，放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

武汉发展的最大制约是对外开放程度低，2018年的外贸依存度只有14.5％，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一半，更不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部内陆地区如何扩大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发展大潮，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关键要解决中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动力机制问题。张燕生认为，从四川、重庆的经验看，开放天空（发展航空客货运综合物流业）、开放网络（发展5G和工业物联网、电子商务）、开放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大通道），是扩大对外开放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

德国行业组织最近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如果现在还不能复工，德国就会有超过30％制造业的供应商会受到影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会受到动摇吗？

陈文玲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链条中所起的作用是无法被替代的。200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6.8％，2018年占到28.4％，2019年接近30％。

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完整，配套能力强，在全球比较优势仍然很大。产业集群、集聚和集成能力，都是中国经济强大的优势。只要中国复工复产，这个优势马上就会发挥，能够在全球产业布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陈文玲认为，疫情过后，中国的国际贸易市场份额总体上不会减少，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加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我们的贸易关系越来越紧密，贸易额已占到全部贸易额的接近30％，成为进出口贸易新的增长点。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欧盟，东盟已经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降到了第三，日本是第五。疫情过去以后，全面复工复产我们即可恢复正常贸易，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不会大幅度下行，最好的投资机会仍然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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