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6城跻身万亿俱乐部：福州济南西安急了

这场单一指标的城市竞赛，看上去简单粗暴，却越来越成为不少城市发展的“指挥棒”。

宁波和郑州2018年度GDP首次突破万亿元，至此，中国跻身“万亿俱乐部”的城市已有16个，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苏州、重庆、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青岛、无锡、长沙、宁波、郑州。

名单之外的城市也纷纷表明决心。“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产业发展拉动，用两到三年时间，让福州的GDP突破万亿，跻身‘万亿俱乐部’，城市综合实力再上一个新台阶。”近日，福州市委书记王宁对媒体表示。

不仅是福州，GDP超过8000亿的佛山、济南、西安、东莞、合肥、南通等城市，也在候选名单上，这些城市都将进入“万亿俱乐部”作为近期发展目标。

这场单一指标的城市竞赛，看上去简单粗暴，却越来越成为不少城市发展的“指挥棒”。

“万亿GDP，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影响力和发展阶段，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表现。9000多亿和万亿从经济意义上差别不大，但它是一个标志。”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6年，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296.97亿元，是中国内地第一个GDP突破万亿元的城市。2008年，北京GDP破万亿。两年后，广州GDP超过万亿。2011年，深圳、天津、苏州、重庆4城的GDP也进入了万亿行列。武汉、成都在2014年跻身“万亿俱乐部”，杭州、南京和青岛、无锡和长沙的GDP依次在2015年、2016年和2017年过万亿。宁波和郑州则成为2018年万亿俱乐部的新成员。

从进程看，万亿城市队伍的更新速度在不断加快。目前GDP超过8000亿的城市有一大批，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速保持7%~8%，很快就会过万亿。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看来，万亿元是一个城市规模的边界，代表城市的能级和规模达到了新高度，“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城市，城市是经济的主要产出区。城市的规模越大、能级越高，代表国家的整体实力提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9.58%。“经济中心完全在城市，城市的经济比重越来越大。”胡刚认为，这表明了，当下中国已经进入到由数十个一、二线城市引领经济发展的阶段。

“以前大多是以省为发展单元，现在中国逐渐进入到城市时代，有一批一、二线城市发展速度很快，人口和产业高度集聚，城市之间相互竞争借鉴，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胡刚说。

他举例，国内很多城市都会找到自己的竞争“参照系”，以“成对”的方式出现，比如北京和上海、杭州和南京、佛山和东莞、福州和厦门等。很多城市都关注自己是否会被对手城市赶超，进而产生压力，推动自身发展。

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宝通也观察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中，除了企业竞争外，省与省竞争、城市之间竞争、县域之间竞争，甚至开发区之间也有竞争。

已经进入“万亿GDP俱乐部”的宁波时刻保持着危机感。“10年前南京落后宁波84亿，去年已高出宁波1858亿；武汉落后宁波210亿，去年已高出宁波3564亿；长沙落后宁波1091亿，去年已高出宁波343亿。”在2018年初，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在一次大会上列举各种数字，说明城市之间面临严酷的竞争压力，“我们稍有懈怠就会被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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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在2018年制作了一个图表，总结了当年14个万亿城市的分布特征。他认为，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成渝地区所构成的菱形区域是中国的经济重心。张可云认为，这种分布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2019年宁波、郑州入围万亿城市，张可云现在回看当时总结的规律，发现仍然适用。

近些年，中国的城市群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7次报告》提到，城镇化前期是小城镇主导城市发展，中期由大城市主导城市发展，后期则是由都市圈和城市群主导城市发展。

万亿GDP城市的分布验证了这种理论。16城中，11个城市集聚在三大城市群。成都、重庆、长沙、武汉和郑州，则是成渝、长江中游和中原城市群的龙头城市。

“国家竞争更多表现为城市竞争，并且越来越演化为城市群竞争。在这种格局中，中心城市或龙头城市起着带头作用。因此，万亿GDP城市的崛起至关重要。”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万亿GDP城市和区域实力有密切联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对《中国新闻周刊》举例，苏南地区万亿城市多，有苏州、南京、无锡等城市，它们的发展跟长三角中心城市上海的溢出效应密切相关。同样，佛山、东莞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珠三角一带的产业链带动。

“东部地区依然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东部率先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张可云通过万亿GDP城市分布，发现这个特征非常明显。

不过，这个格局正在悄然改变。陈耀认为，近些年中西部的发展势头相对较快，“这些年经济增速最快的几个省，前几名都在西部。投资增速最快的在中部地区，因为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在逐渐凸现，比如交通便捷、内部市场大等，中部几个省的经济份额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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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汉为例，武汉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基础条件好，拥有众多科研院所和传统制造业，在2014年成为万亿GDP城市。但武汉的地位曾一度被弱化。彭智敏回忆，改革开放前30年，相比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武汉的地位在不断下降。2004年，国家实行“中部崛起”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武汉新一轮发展。目前，武汉自身实力不断恢复，区位和资源优势在逐渐显现。

接受采访的多位区域问题专家都提到，万亿GDP城市中，东北缺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北地区的衰落程度，东北地区的城市集聚规模不大，带动作用有限，是东北地区在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可云说。

“区域基础如果没有发展起来，中心城市也很难发展。”胡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陈耀进一步解释，从发展经济学来看，发展就是结构演进的结果，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需求结构等。东北不少城市基础不错，但是城市的结构几乎没有变化，造成了城市的衰退、人口净流出、企业和投资人不断“撤退”，不能吸引要素资源进来，发展就会越来越困难。

一些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近些年发展亮眼，成为万亿城市中不可忽视的群体。

2008年前内地城市GDP排名中，武汉、成都分别排在第13、14位，郑州和长沙排在第22、23名，西安更是落在30名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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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18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武汉和成都的GDP排名上升到了第8、9位，GDP增速均超过8%，赶超杭州、无锡、青岛、佛山和宁波。长沙GDP增速为 8.5%，上升到第13名，郑州排名第16位，西安的经济总量也进入全国前20强。

彭智敏观察，近些年，中西部诸多省份都在做大做强省会城市，提高首位度，这正在成为中西部一些地方发展的策略。

以今年刚进入“万亿GDP俱乐部”的郑州为例，虽然拥有很好的区位和交通优势，但一直以重工业为支柱的郑州在过去发展并不起眼。

但是近几年，郑州抓住“一带一路”战略的机遇，发展提速。2016年，郑州入选国家中心城市。国家发改委在同一年印发的《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提到：把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作为提升城市群竞争的首要突破口，强化郑州对外开放门户功能……形成带动周边、辐射全国、联通国际的核心区域。

2011年，郑州引入富士康，成为这座城市发展的转折点。随后华为、中兴、OPPO、魅族等厂商落户郑州，形成产业集群。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大幅增长，电子信息产业成为郑州的主导产业之一。

2018年，郑州市外贸出口额和进口额均占全省总额的70%以上，位居中部6省省会城市的第一位。“原来郑州外贸（水平）处于中间偏后，现在在中部区域遥遥领先，原因是举全省之力发展，还抓住了重大的机遇和项目。”彭智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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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在省内没有竞争对手，城市首位度极高。2018年，郑州GDP达10143.3亿元，而排名第二的洛阳，GDP只有4000多亿元。

同样是“一带一路”重点城市的西安目前也在冲刺万亿GDP。2018年，西安的经济总量首次突破8000亿元，进入全国前20强，8.2%的增速在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西安也因此入围万亿俱乐部的后备军。

张宝通介绍，过去西安多央企和军工企业，而在最近两年，招商引资一直是西安市的头号工程，这两年招商的数额要比前几届领导在任时的招商额加起来还要多。2018年西安新登记市场主体突破了50万户。

在彭智敏看来，中西部在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之前，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增长极，来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由于每个省份最好的研发资源、高教、金融等要素主要集中在省会，如何突出省会的带动作用十分关键。

警惕“摊大饼”式扩张

行政区划调整是一些城市冲刺万亿GDP、提升城市整体实力的做法。

2019年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莱芜市，将其划归济南市管辖。长期以来，省会济南的GDP在山东省内只能排第三，落后于青岛和烟台。2018年，济南仅以20多亿的微小差距勉强超越烟台。而在合并莱芜之后，济南GDP则超出烟台1000多亿元，达到8862.21亿元，距离万亿俱乐部又近了一步。

同样的例子还有西安。2017年，西安市代管陕西省内经济增速最快的西咸新区，新区内原来咸阳部分的GDP便纳入了西安。

对此类做法，彭智敏认为，用行政区划调整来提升城市影响力，是一种最简单的做法，有些投机取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数字游戏，一些城市做加法，而另一些城市做了减法，从更大的区域来看，没有实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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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城市的行政区划确实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可以适当调整，但这不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根本办法。”彭智敏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莱芜城市太小，发展不顺利，通过济南带动莱芜，有积极意义，不能完全否定。但是以此冲刺万亿GDP或者成为中心城市，并非最优解，“更好的方式是提高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和质量变革，优化区域间的合理分工。”

陈耀也认为，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的方式不值得鼓励，一个城市的发展，最终还要靠内生增长动力，靠创新来带动。

也有研究者持不同看法。张宝通是西咸一体化的首倡者之一，他认为行政区划调整符合中西部城市的实际。“长三角、珠三角的很多镇比我们西部一些地级市都厉害，中西部地区只能靠发展中心城市带动。”

他举例，上世纪80年代，成都和温江合并，成都一夜之间从中等城市变成特大城市，和西安拉开了差距。城市发展空间增大，吸引了很多市场资源，世界500强企业、外资银行、企业中西部总部纷纷落户成都。

“合肥过去面积很小，在发展机会上被南京一直压着，后来把巢湖合并过来，生态环境改善，投资环境也得到了改善，更能发挥省会城市的作用。”张宝通说。

在受访专家们看来，另一个需要警惕的，是以GDP作为城市竞争唯一指标的简单化思维。

“有些城市的发展受到环境和资源束缚，比如区位不好、生态脆弱、人口少等，这些城市要发展起来进入万亿俱乐部，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陈耀说，按照人均GDP衡量，更有可比性和科学性，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有可比性，“要全面地看待GDP，不能单一看总量。”